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对其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二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在当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一个统一性的高度全面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理论。笔者认为，这个统一性首先体现在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的“历史科学”之中，具体则体现在马克思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之后在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解剖过程中，他又创立了唯物史观并成为其一生“研究工作之导线的一般结论”。唯物史观最初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完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可见，马克思已经用“历史科学”这个概念来描述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其哲学理论形态上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其社会科学理论形态则是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其实是马克思“历史科学”思想的不同表述而已。现代学者由于受到学科分工体系的局限，将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视为哲学，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视为经济学，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误解。只有站在“历史科学”的高度，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完整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相对于受到学科分工体系束缚的学者而言，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沃勒斯坦所提出的“历史社会科学”这个概念颇具新意，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参照体系。他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社会科学学科系统有三条分界线，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条分界线，即以对西方现代世界的研究为一方，以对非西方现代世界的研究为另一方。另外两条分界线分别是：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历史学（研究过去）和社会科学（研究现在普遍规律）之间的分界线；在社会科学内部，经济学（研究市场）、政治学（研究国家）、社会学（研究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其中，第一条分界线即西方现代世界与非西方现代世界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沃勒斯坦认为，前者是历史学加上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可称之为“历史社会科学”；后者是历史学加上东方学，也可以简称为“历史人类学”。与之相应，前者是马克思长达20多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主要理论目标，《资本论》是其代表性成果；后者则体现在马克思晚年所转向历史学、人类学以及东方社会研究中，“历史学人类学笔记”以及恩格斯根据笔记编写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是其阶段成果。
我们借鉴沃勒斯坦的“历史社会科学”与“历史人类学”这对概念，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广泛内涵。如果仅仅局限于西方学者眼中的“历史社会科学”与“历史人类学”，还不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了一对类似的概念，即“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的研究是在晚年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笔记等呈现出来的，受当时研究资料和历史条件所限，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需要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而所谓“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科学”，“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个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黄金时间所从事的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关于这个体系的架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论述资本”。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看到厚厚的三卷本《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其实只是马克思“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六分之一。照此推测，马克思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再加上广义政治经济学，将是一个十分庞大和惊人的体系。这为后来者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无限的可能性，也是马克思的理论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局限于单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沃勒斯坦的研究视野开阔了许多。然而，由于缺乏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指导，沃氏所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无法从生产方式的高度来分析现代世界历史。虽然其著作不乏对生产问题的关注，也涉及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但其方法是实证历史研究，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具有批判性、反思性、辩证性的“历史科学”。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历史社会科学”的根本所在，也是马克思超越当代西方历史社会科学的基础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教授）